“让更多人把心中爱的源泉激活”******
“让更多人把心中爱的源泉激活”
——走进话剧《桂梅老师》
光明日报记者 徐鑫雨 张 勇
“老师做的事我们也能做,所有人都付出,爱就有了良性循环!无数人的爱加起来,才是真正的——大爱无疆!”
这是话剧《桂梅老师》中同学们的台词,振聋发聩。
“爱要形成良性循环。”这是“七一勋章”获得者、云南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常说的话。在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上,云南省话剧院以张桂梅为原型创作的话剧《桂梅老师》,荣获我国舞台艺术领域的政府最高奖——文华大奖。
时隔18年,云南戏剧作品再次荣获文华大奖。《桂梅老师》获奖秘诀何在?用话剧形式塑造英模人物难点在哪里?西南边疆云岭高原为何能培育出《桂梅老师》这样的艺术精品?
话剧《桂梅老师》剧照 光明日报记者 张勇摄/光明图片
十二年的苦寒磨炼
2009年,在云南英模先进事迹颁奖晚会上,云南省话剧院创作演出了王宝社担任编剧、导演的短剧《感恩的心》,这是云南省话剧院与张桂梅的第一次接触。
“从那时起,我们对桂梅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创作一部以张桂梅感人事迹为题材的原创话剧,一直埋在云南省话剧院和王宝社老师心中。”导演常浩回忆道。在酝酿了十余年后,编剧、导演王宝社于2020年写下了话剧《桂梅老师》。
虽然有了好剧本,但摆在话剧院面前的仍是重重困难。
“第一难的不是资金、不是时间,而是没有演员。”常浩说,“我和宝社老师算来算去,终于攒够了4位老师、5位学生、3个孩子。面对缺少演员的困难,话剧院的演员们付出了许多汗水。在剧中扮演女高学生的李欣瑶已经能够在5位女高学生角色之间任意转换,准备随时顶上去。”
“一直以来,演员们的心中都有一团火。大家对桂梅老师的崇敬变成了一种责任,想通过话剧让更多人把心中爱的源泉激活。”张桂梅的扮演者,云南省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国家一级演员李红梅说。
创作一部能留得下来的作品,需要沉下心来对人物、事件做深入的研究。2009年开始,《桂梅老师》主创人员便对张桂梅的事迹进行持续不断地追踪,12年间,积累了400多个相关素材,通过长期观察、提炼、演绎,形成了有深度、有温度的作品。
李红梅多次到华坪采风,从早到晚,跟着张桂梅查寝、家访、开校会,用脑用心用笔记录着她的言谈举止。她凭借着12年来对张桂梅的观察与了解,成功塑造出了桂梅老师这一形象。
“桂梅老师身上让我感触最深的品质就是坚守。”在剧中饰演宣讲队成员等角色的章超说。
把英模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
创作英模人物题材的戏剧,难点在于如何塑造一个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桂梅老师真的形体、真的情感、真的病痛,都真真切切地展示在舞台上。
“《桂梅老师》从普通人的视角观察英模、从生活的细节中发现英模的方式,构成了这部作品的艺术特色之一。”《文艺报》新闻部主任徐健说。
2021年6月《桂梅老师》在云南昆明首演以来,云南话剧院收到了许多反馈,其中一条留言这样写道:“你相信光吗?看完话剧《桂梅老师》,让我相信一件事,人皆可以为尧舜。”云南省话剧院院长马捷看到之后十分感动:“剧中的英模人物形象,让大家觉得可亲、可敬、可学,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
“主创们立志突破同质化,从客观生活出发,从真实人物出发,运用逆向思维的普遍性、批判性和新颖性,抛掉概念化,提纯化的老套,把桂梅老师塑造得很真实、很生动、很感人。”剧作家、戏剧评论家欧阳逸冰如此评价。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王江红说:“时代需要英模来激励人们,《桂梅老师》诠释了大爱无疆的精神,讲出了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
《桂梅老师》为何能从西南边疆脱颖而出
如何开拓市场、票房?文艺院团的价值何在?这些问题也曾经困扰云南话剧院。
“中央关于文艺来源于人民、文艺要服务于人民的要求,给我们指明了创作方向,激励我们去讴歌时代、讴歌人民、讴歌英雄!”马捷说。于是《鲁甸72小时》《农民院士》《桂梅老师》等优秀舞台作品在云南话剧院陆续诞生。
如今,《桂梅老师》已分别赴北京、重庆等10多个城市和云南省演出60余场。2023年,该剧将启动第二轮全国巡演。
《桂梅老师》为什么能脱颖而出?
王江红表示,《桂梅老师》的成功,得益于近几年来云南省实施的“云南文化精品工程”“云岭文化名家工程”,重视运用文艺形式宣传张桂梅等先进典型,在全省遴选出一批重点创作扶持作品建立项目库,首批入库6部作品中,以张桂梅事迹为题材的就有3部,《桂梅老师》名列其中。云南对项目库作品建立专家帮扶机制,对《桂梅老师》等重点作品进行指导扶持。
“正因为这些文艺政策的鼓励和培育,激励了云南话剧院等文艺院团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文艺精品的热情,才涌现出《桂梅老师》等一批优秀舞台艺术作品。”王江红感慨地说。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7日 09版)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⑫发展生态低碳农业 以可持续理念建设农业强国******
作者:牛坤玉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发展生态低碳农业,赓续农耕文明”。这一重要论述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阐释相呼应,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农业领域的进一步具体和深化。它明确了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的内涵和具体路径,就是要汲取农耕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抓手,促进农业发展方式从密集型和集约型向生态化和低碳化转变。
中国农耕文明延续千年,具有高度的可持续性。一百多年前,美国土壤物理学之父富兰克林·H·金创作了著名的《四千年农夫》,阐释了东方农业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精髓。数千年来,中国的农业在支撑高密度人口的同时,维持了高度的可持续性,地力没有受到破坏,源于几千年以来中国农民对于农业本质的深刻理解、把握和传承。
在农业实践中,中国农民不断调整农作物与周边自然环境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利用水土资源来维持高强度的种植制度。探索了多种维持地力永续的方式,如自古以来就施行的豆科作物与其他作物轮作,将运河污泥、燃料灰烬、人畜粪便最大限度还田的养分循环利用模式,利用梯田作业防治水土流失,三塘串联的模式保存降雨和土壤肥力等。这些农业生产模式在维持农地最大产出的同时,将对农耕资源的保护发挥到了极致。
照搬西方的农业发展模式,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遭受挑战。受到20世纪下半叶在全球掀起的农业绿色革命思潮的影响,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加速了化学农业的进程。从1988年到1998年,中国化肥施用量在十年内连续上升了两个千万吨台阶,在粮食产量大幅增加的同时,也开启了农业种养分离的过程。化肥、农药替代了人畜粪便,机械替代了役畜,农业养分循环的闭环被打破,传承几千年的可持续农业体系在短短三十年间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西方发展低强度的农业系统不同,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注定了中国农业需要通过高强度的作业方式,来支撑高密度的人口以及经济发展的需求。实践告诉我们,一味照搬西方的农业发展模式在中国行不通。
今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强调要立足“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发展生态低碳农业,赓续农耕文明”,实则是对中国农业发展模式的一次反思和重构,为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从以往的发展“绿色农业”到今年提出的“生态低碳农业”,意味着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的进一步丰富。“绿色农业”的着力点在减污,而“生态农业”则意味着既要减少污染排放,还要维持农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低碳则表示要减少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提高农业的气候韧性。可见“生态低碳农业”的提出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全面升级,也将为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现代技术与传统农耕文明结合,重构可持续生态农业。中国农耕文明体系是在长期的人口资源压力下,经过长达4000多年的演化逐渐成熟起来的。传承农耕文明是摆脱对化学农药的路径依赖,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时至今日,中国农业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和新问题,在城镇化、工业化背景下,中国农村非农化、兼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很难再回到那种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生态农业模式。
现代的工程技术与传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相结合是农耕文明延续和传承的必然举措。一方面要继续探索和改进适应各地水土资源条件的间作轮作、生态复合种养以及种养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另一方面,要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借助数字农业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大力开发有机肥制备、土壤改良、废弃物处理和利用、生物农药制造等新工艺,促进智能化控制系统与工程化设备的研发推广,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种养循环模式。
增强政策间的协同性,促进农业发展的生态化和低碳化。减污、降碳、生态、保供协同推进,是未来农业政策体系面临的新挑战。应继续推动化肥农药减量减施等绿色低碳相协同的政策和技术的推广,加大对生态低碳的生产模式以及关键技术的研发力度。促进植树造林、牧场管理和湿地恢复等基于自然的解决路径的实施。增强农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保护,促进增产扩面工程与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的协同,发展适度规模农业,在修建大型农田水利设施以及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过程中,应注重对水系、湿地等生态廊道的保护。制定以生物多样性指标为补偿标准的生态补偿计划。在消费端,通过减少损耗和浪费、促进食品废弃物回收利用推动农业系统的减排固碳。加大对气候适应型作物品种、农业生产模式以及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力度。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